实盘配资一般不超过多少提升至“打击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层面

作者：阎阳生

身为红卫兵运动发起者之一，同时也是该领域的研究者，作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对清华附中的相关当事人进行了上百次的访谈。该文最初发表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时，略有删减。为了便于研究者查阅，本刊特别刊登了作者提供的完整原稿（仅对个别与史实无关的文字进行了编辑）。

1965年，阎阳生于清华附中亲手制作了“列宁衫”，并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关文章。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滥觞，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段专属的历史记忆。然而，它自1966年5月29日圆明园定名伊始，便公开反叛校方领导；6月24日，更是高举“造反精神万岁”的旗帜，对抗工作组；8月1日，毛泽东的回信和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接见将运动推向了高潮。然而，就在8月27日，一场“暴力恐怖”事件中，《十点估计》的发布标志着它逐渐脱离主流，并迅速走向衰败，其存在不过百日时光。

然而，正是在这短短的100天里，红卫兵运动如狂飙般横扫全国，震惊了海外世界。因此，让我们将视线穿越浩瀚的历史长河，聚焦于1966年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段波澜壮阔的100天。

背景和伏笔

1966年，我国经济全面复苏，积聚于党内的政治矛盾逐渐显现。毛泽东洞察敏锐，指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竟潜伏于我党之中。他对教育领域的问题亦表示关切，断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必须得到改变。”

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附中，正独自开展一场方向截然相反的教育改革。1966年，雄心万丈的校长万邦儒正引领清华附中迈向巅峰。这一壮举的重要标志，便是创举性地设立了北京前所未有的两届预科班，同时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中，该校荣获了四个组别中的三项冠军。

与北京市其他中学皆由北京市教育局统管的情况相异，清华附中则直接隶属于清华大学。其预科的教材独立编制，由大学自行编写，而主课则全由清华大学的讲师讲授。完成预科学习，便意味着迈出了踏入清华大学的坚实一步。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中学，学生的班级划分和学号编排均依据考分高低进行。预科的选拔机制使得原本便是学生信条的个体竞争愈发激烈。

1960年代，万邦儒任清华附中校长。

清华附中坐落于清华园及其周边的八所高等学府与诸多军事院校的环抱之中，这里汇聚了众多高级知识分子后裔以及拥有深厚知识底蕴的中层干部子女，形成了其独特的核心群体。在拥有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群体中，无论是哪一派，个人奋斗精神与对权威的蔑视均是其显著共性。

高二时期的干部子女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他们组建了名为“红缨”的小组，意图跳级参加高考。为此，他们编制了一份手写小报，内容既涵盖难题解析，又融入时事辩论。与此同时，以高二学生周舵为首的教授子女群体，也创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侧重于时政议题，且表达较为含蓄，在知识分子子女间流传。

清华附中坐落于清华园与圆明园的怀抱之中。著名影评家方位津曾言，圆明园成为两派力量的共同印记。这里曾是学校推行阶级教育、开展劳动锻炼的摇篮，亦是学生们晨读和秘密联络的隐蔽场所。

清华附中的校领导层多由资产阶级及民国时期的老官员构成，面对城市中学中展开的“四清”运动，他们内心深受触动。自1964年起，为顺应愈发偏向左翼的政治潮流，学校成立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并组建了军训队伍。此举对干部子弟的过度培养引发了平民家庭及知识分子子女的不满与抵触。

1964年，一场由同学间的偶然争执引发的争论演变为一场涉及全校的“阶级路线”大辩论。万邦儒校长将娄琦（一介平民之裔）与熊刚（干部家庭出身）之间的肢体冲突，提升至“打击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层面，此举激起了高知家庭子女的不满情绪。双方在大字报上的争执愈发激烈，以至于这些海报几乎覆盖了大半个食堂。

“双方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甚至有其他班级的学生也纷纷涌入我们的教室，观战助威。最终，在举手表决时，哪怕只差一票，结果也不得改变。”

张承志是“红卫兵”命名者。

一、1966年5月至6月（创立初期）：抵御以学校领导层所倡导的教育路线为标志的对抗行为

重要历史时刻：5月29日，圆明园成立红卫兵组织；6月3日，首张针对学校领导的批判性大字报亮相；6月8日，外校学生纷纷声援，对清华附中发起冲击。

1966年5月中旬，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并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组。紧接着，5月25日，北京大学学生聂元梓等人，公开发表了对校领导陆平的批判大字报，此举在校内掀起波澜，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拉开序幕。

宋柏林、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邝桃生、袁东平、卜大华以及阎阳生，他们自左而右排列。

5月中：校领导态度对立

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陆续展开了对学校教育模式的深入探讨，这一趋势尤为显著地体现在预科651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人所撰写的墙报之上。他们公然对校领导提出了质疑，此举引起了校方的警觉，校方将其观点命名为“预651观点”，并组织进行了驳斥。

曾是校乒乓球队长仲维光追忆往昔，我道：“我们与郑光召、宋海泉以及戴建中等人，出身知识分子的子弟，也组成了一个团队。我们时常携手，探寻彼此的动态，商讨应对之策……在暗地里，我们与那些干部子弟展开对抗。”然而，在支持学校领导的舆论声中，我们的立场显得微不足道。

卜大华回忆道：彼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编制了一份“闹事学生”名单，并上报至清华大学党委，同时亦在当地派出所进行了备案。校党组织亦分别走访了这些学生的家庭，以1957年的“反右”运动为隐喻，敦促家长对学生进行管教。

1966年5月下旬，面对学校的重压和学生的排斥，几所高中班级中的反对派骨干分子开始暗中联络。仲维光回忆说：“他们在夜幕降临时悄悄前往圆明园，秘密会面，商讨如何在校园内发动运动，揭露校领导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径。有时他们直至深夜才返回宿舍，而且男女学生居然聚集在教室之外。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们早已对干部家庭子弟的傲慢无礼心生不满，一旦听闻他们密谋对抗校领导，便立刻向上级汇报。而此时，校领导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在养虎为患，只得依靠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们来寻求自我保护。”

1966年5月，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于圆明园高举旗帜，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5月29日：红卫兵诞生

彼时的圆明园残迹，点缀于无尽的稻田与落叶之间。那些正值青春年华的男女学子，并未在圆明园这座昔日的“后花园”中共度初恋时光，反而在此密谋着一场革命。

“5月29日午后，圆明园内汇聚了各班级持不同政见的核心成员，并在那里正式确立了‘红卫兵’这一统一名称。”而郑光召亦提及：“在同一天，一群干部的子女在圆明园内，紧邻学校的地点集结，共同宣告了红卫兵的诞生。”

然而，那些红卫兵的主要创始人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卜大华表示：“在那天，我们并未正式组建红卫兵组织，其主要目的是统一行动。”王铭则补充道：“那其实是一个结构相当松散的群体，成员们拥有共同的政治立场。”

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宋柏林在1966年6月3日的日记中所述：“……午餐时分，我们‘红卫士’队伍的部分成员前往圆明园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组织架构，并制订了反击策略。”然而，此时署名为“红卫兵”的标语海报已纷纷张贴于街头。

谈及红卫兵这一名称的起源，张承志在其日文著作中如此回忆道：“我在班级的小字报上署名时，使用的便是‘红卫兵’这一笔名，同时我还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形象。”我对这个“红卫兵”的标志印象深刻，却未曾有过“红卫士”的印象。

首先，这一天是首次统一组织的会议；其次，我们自信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发生的。

6月2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

6月2日，第一张由红卫兵署名的醒目标语大字报——《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在五楼的大教室中亮相。尽管这则大字报仅以激昂的口号形式呈现，但它已明确地向校方领导提出了挑战。

……诸位资产阶级的绅士们，既然你们已挑起了这场斗争，那就请看好了！我们秉持开放的态度，坚定地与你们并肩作战，直至将黑旗拔除、黑帮击溃、黑店砸烂、黑市取缔，方才罢休！

红卫兵1966年6月2日

在这张醒目的大字报下方，除了红卫兵核心成员的署名外，还预留了一片宽敞的空白区域，专供那些赞同该大字报观点的师生签名。当日，已有百余人在此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拥护校领导并声讨红卫兵的标语海报迅速遍布四周，同样吸引了众多签名者的支持。

刘晋，后来的工作组组长，在回忆中提及：“学校管理层紧急召集会议，指示学生撰写大字报以进行反击。由此，由数十名同学构成的‘红卫兵’团体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然而，当时的学校书记韩家鳌回忆道：“对于红卫兵这一事件，我们感到非常突然。我们都还没来得及深思其背后的原因，只知道是干部子女们（在发起），不禁猜想他们是否有某种目的？”

诸多自由职业者之子的身影出现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而力挺校领导的群体，则多由党团干部的后代构成。当年尚在初二的史铁生，曾绘制一幅描绘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用以讽刺红卫兵的偏听偏信，此举得到了校长的私下认可与鼓励。

然而，两位个体的介入，为孤立无援的红卫兵带来了巨大的支持。作为被学校表彰的模范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勇敢地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此举令学校党支部倍感尴尬。此外，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自张贴了大字报，对校领导进行了批判，这无意中与红卫兵的立场产生了共鸣。

6月8日：外校援清华附中

自1966年6月6日起，城内的四中、十三中等学府以及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子们纷纷涌向清华附中，表达对红卫兵的支持。至6月8日，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涌现出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近百名骑自行车的干部子弟前来声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组。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校领导未曾目睹，心生忧虑，唯恐事态扩大，遂封闭了西校门。校外聚集了数百人，气氛紧张，仿佛一触即发。（郑光召）

韩家鳌回忆道：“当时一众学生涌动，其中不乏人大附中的、四中的学子，甚至还有薄一波家的兄弟。彼时我担任书记，便站在校门口的一张课桌上，强调我们举办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循学校的既定安排。一方高呼‘往里冲！’，另一方则断然反驳‘不可！’于是场面开始出现推搡。”

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公布关于清华附中发生红卫兵事件的通报，竟被各中学领导用作打压异己的工具。然而，这一举措反而让各校的反对派人士对红卫兵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宋柏林于6月5日的日记中，我们发现了又一枚关键的线索：“王铭联络了孔原，熊钢则与薄一波取得了联系，此外，他们还积极接触了众多老干部，均坚定地表达了对我们投身革命事业的支持。”与此同时，宋柏林的父亲宋维轼也在同一天造访了清华附中，观摩了大字报。彼时，宋维轼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大军区级政委。

事后，进驻现场的工作组向团中央提交的汇报材料中记载：“6月8日，有来自校外的人数超过300的群体前来声援左派，然而他们却被无情地拒之门外长达10小时之久。期间，学校调动了大学部的安保力量——校卫队，并邀请了海淀分局的便衣警察，试图对民众运动进行压制。6月4日，团中央派遣了两名工作人员前来调查情况，却不幸遭到了跟踪和窃听。”

“先锋者，献身革命，慷慨洒尽热血；接棒者，守护社稷，毫不犹豫掏出赤诚之心。”

“红卫兵，不过是反动的黑卫兵的别名”，“你们所依托的，不过是摇摇欲坠的冰山”，“我们愿以热血捍卫党支部，捍卫党的尊严！”然而，当时清华附中的两派都未意识到，在6月3日，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接到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使命，并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二、1966年6月中旬至7月底（发展期）：以对抗工作组为标志，传统体制遭遇挑战

典型事件：6.8，工作组进驻校园，召开批斗校领导的盛大会议；随后，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6.24，高呼“造反精神万岁”；7.26，江青亲自接见了相关人员。7.29，在人民大会堂，毛、刘之间的分歧显露无遗。8.1，毛泽东亲自致信清华附中。

6月8日：工作组支持红卫兵

6月8日晚，由团中央派遣的工作组正式进驻清华附中。该工作组由5位成员组成，他们均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在中央团校接受过培训的骨干力量。尽管工作组组长由章建华担任，但实际上的权力掌握在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手中。

身为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眼镜下透着一丝严肃，次日夜晚便召集全校师生大会，明确表态支持红卫兵，赞誉他们为坚定的左翼力量，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需暂时退居一旁，交代相关事项。这一突变让大操场陷入一片震惊，红卫兵旋即以胜利者的姿态，张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醒目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宣传方向实现了彻底转变。在工作组的后续汇报中，他们对此感到自豪地表示：“截至目前，全校师生共张贴超过20000张大字报，揭露了一系列重大问题，揭露并打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推进了批判运动，有效打击了牛鬼蛇神的嚣张气焰。工作组进驻学校时，右派势力猖獗，而左派力量薄弱，左派学生仅有101人，占总学生数的8%，左派教师仅有2人，占总教职工数的1.7%。如今，左派学生数量已增至原来的两倍，占总学生数的13.9%。”

刘晋在四十年后向笔者回忆道：那是一个6月8日的日子，时任团中央负责人的胡克实紧急拨通了电话，指示他率领工作组前往清华附中支援红卫兵。同时，胡克实还特别要求他每晚九时准时通过直线电话向上汇报工作进展。

1966年6月，清华附中的学生们对副教导主任冯玉中进行了批斗。

6月中旬：批斗校领导，设革委会

6月17日至20日，全校范围内在工作组的主导下，对万邦儒及其他校领导进行了三次批斗活动。刘晋回忆说，当时他明确宣布：“针对学校领导万邦儒，我们只允许口诛笔伐，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肢体冲突。”

在这三次的批斗会上，万校长始终低头不语，却始终未曾低头认罪。无论是在文革之前还是之后，万邦儒先生都备受两派人士的推崇，被誉为一位独特的教育家。他那浓密的络腮胡子与流畅的口才，无不彰显着他的个人魅力。然而，眼见自己悉心培育的杰出学子纷纷转身，争先恐后地对他进行批判，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奈，恐怕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首轮批判的风暴中，万邦儒及其支持者遭受了两次沉重的打击：首先，6月17日，中央政府宣布暂停高考，这一决定令那些以考入一流大学为唯一追求的知识分子子弟们瞬间感受到了“五雷轰顶，一片漆黑”的绝望。（周舵）他们甚至纷纷焚毁了自己所有的教科书。其次，6月20日，官方宣布万邦儒被撤职反省，这一消息让万邦儒意识到，这场运动并非一时的风潮，他的幻想就此破灭。同时，负责附中事务的清华大学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牵扯进附中的批判浪潮中。

6月21日，学校举办了师生代表大会，以选举革命委员会。然而，当工作组提出人选需要具备更广泛的代表性时，却遭到了红卫兵的强烈反对。最终，21位革委会委员几乎全部由红卫兵的骨干力量构成，王铭当选为主任，张晓宾、卜大华则担任副主任。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以高票当选似乎是一致同意的结果，但那些曾经占据舞台中心的知识分子子女，目睹那些并不起眼的干部子女走上主席台，心中不禁产生了“个个面目可憎”的感受（引用方位津的话）。

此刻，工作组方始意识到红卫兵并非只是一群任人摆布的中学生，他们已显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工作组绝不能容忍在正统党组织之外形成第二个权力核心，于是开始逐一谈话，分化红卫兵，并着手组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目的碰头会再次回到了圆明园。

起初，红卫兵对此并不知情，即工作组所采取的措施系直接源自中央的指示。进入六月的下旬，胡克实转达了刘少奇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内容：他们认为工作组已经有效掌控了局势，进而提出了“复课闹革命”及“消化红卫兵”的倡议。

6月24日：造反精神万岁

6月23日，《中国青年报》作为团中央的喉舌，刊登了一篇题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的社论，其中着重指出，左派学生应当顺应工作组的号召，致力于团结广大民众。对此，红卫兵迅速作出反应，于次日6月24日，公开发表了两篇声势浩大的大字报。一篇名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另一篇则成为震动中央的重要文献——《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位于教学楼一楼门厅中央的大字报，其首句便抛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论断：革命即造反！“勇于思考、勇于言辞、勇于行动、勇于探索、勇于革命，一句话，勇于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为基本且最为宝贵的品质。不勇于造反，即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夷所思。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千头万绪，归结起来，不过一句话：造反有理。”无人留意到这仅言片语的隐含之意，然而，嗅觉敏锐的红卫兵却迅速捕捉到了这一线索。

初入高一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将“造反精神万岁”的巨幅标语抄写至清华大学，此举为当时受清华工作组打压的蒯大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此举却遭到了一群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的激烈围攻，他们甚至前往清华附中，要求“逮捕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卜伟华，《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6月27日简报》）与此同时，众多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认定为“非法”，使得清华附中再度成为众人关注的中心。

然而，当红卫兵于7月4日在《再论造反精神万岁》中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一名言时，工作组已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经验丰富的工作组迅速采取行动，一方面紧急组建了排除多数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并自任正副书记，接管了革委会；另一方面，他们巧妙地拜访了红卫兵领导者的家长，实施了怀柔政策以分化对手。至7月17日，他们成功地将208名红卫兵骨干召集至沙城兵营进行封闭式军训，逐步夺回了主导权。

7月20日：阶级路线万岁，批斗升级

尽管工作组与红卫兵之间出现了分歧，但在批判学校领导的问题上，双方却持有相同的立场。除了一场覆盖全校的批判大会之外，各班级也纷纷开始对教师进行批斗，并将矛头进一步指向所谓的“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7月5日对团委书记顾涵芬的批斗、7月11日对班主任丁淑慧的批判，以及7月20日对学生郑国行的揭露。

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牵头组织的批斗会，对这些涉世未深的学生而言，早已司空见惯。入学伊始，学校便将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作为他们接受的第一堂课，而今，他们亦成为了历史的反讽。班主任被一群蜂拥而至的学生包围在中央，任何试图辩解的行为都只会招致更加猛烈的责骂，甚至有墨水和浆糊被掷来。

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举行“红旗”纪念建党日活动，对受邀者的条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规定必须是干部的后代，且尽可能身着黄军装。（根据宋柏林的日记记载）在这场等级分明、庄严肃穆的晚会上，首次响起了《造反歌》的旋律。到了7月20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创作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广播。正是从这一天起，他们开始对四个出身不佳的“右派学生”进行了批斗。

7月下旬：摊牌

此刻，红卫兵阵营内部遭遇了一场意外的风波：红卫兵的首领王铭之尊父，不幸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他毅然决然地赶到现场，试图阻止对他祖父的批判大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担任过被罢黜的罗瑞卿领导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借此良机，指令刘晋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遗留问题。

7月24日晚，双方领导层全体成员于教学楼办公室召开了一次关键的会议。在此之前，工作组对红卫兵的擅自行动已感到忍无可忍，小叶甚至一度冲入广播室，毅然决然地撕下了红卫兵未经批准擅自播出的广播稿。据刘晋所述，在这场持续不断的激烈对抗中，胡克实三次拨通了电话，强烈要求他明确指出王铭的问题，以直击红卫兵的要害。

刘晋往返于人群之间，屡次欲言又止。其心中所思，一为察觉王铭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二则发现红卫兵领导班子出人意料地团结一致，一旦点将，局势恐怕难以掌控。即便在上司胡克实的责问与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刘晋多次拍案而起，但基于他二十余年的群众运动经验，最终还是选择未点任何人的名。

红卫兵对此次摊牌进行了周密的沟通，巧妙地让王铭退居幕后，以避免工作组抓住任何把柄。在会议中，卜大华据理力争，张晓宾灵活应对，坚守底线。值得一提的是，当刘晋被叫去接听胡克实的电话时，人大附中的徐浩渊匆忙赶来，向卜大华透露了一条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将胡启立揪了出来。”双方都自认为摸清了对方的底牌，这场对决胜负难料。会后，刘晋将传闻中胡启立倒台的消息告知胡克实，但胡克实仍坚信这是红卫兵散布的谣言，并命令刘晋前往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进行辟谣。

7月27日，三件大事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演。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正于北展剧场就中学生代表大会做报告之际，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突然赶到，当场宣布对其予以罢官。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随即张贴了《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标语。与此同时，刘晋在彻夜未眠之后，最终取消了原本计划与红卫兵对峙的辟谣大会。

7月28日至29日：江青、胡耀邦、刘邓、毛泽东以及红卫兵群体齐聚一堂。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个条子递给了主席台上的江青。这封给毛主席的短信大意是：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并在上汽车前回身向红卫兵喊道：“我全力支持你们！”

与此同时，胡克实陪同刘晋、周捷等人前往胡耀邦家中，后者正从西北地区返回京城就医。面对那些愤懑不平的客人，胡耀邦并未多言，只是嘱托他们保持冷静，先观察形势，并随即指示：“克实，你立刻向小平同志汇报此事。”当时，许多学校已开始出现对工作组进行侮辱和驱逐的现象。

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当时就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学生。他后来告诉笔者，那段时间他父亲很无奈，也看了那两篇造反文章，还问胡德华看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没有，“你们的造反精神可真是‘万岁’啊，你觉得这像不像？”

7月16日，毛泽东在南方的武汉高调横渡长江，却于7月18日悄无声息地返回了北京。到了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左派学生的盛会上，当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称之为“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毛泽东忽然从幕后走到前台，登上主席台。张晓宾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竟会呈现如此领袖云集、朝阳初升的壮观景象。

三、1966年8月初至9月中旬（掌权期间）：挑战以党政机构为象征的社会秩序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红卫兵掌权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公开发放了毛泽东于8月1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中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字报以及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讲表示了由衷的热烈支持。此举标志着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及刘邓派遣工作组问题的首次公开立场表达。

然而，原信当时以及后来均未交付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直至8月3日，王铭与卜大华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处获得了一份手抄件，红卫兵因此获得了权力的象征。

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群体开始独立执掌学校大权，其中年龄最长的成员也仅有18岁。他们基于自己的理想，着手对学校进行变革：召回曾参与军训的红卫兵，依照“巴黎公社”的模式，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重新选举了革委会成员。他们还组织全校师生武装横渡昆明湖，前往圆明园参与劳动，并将学校更名为“红卫兵战校”，同时筹备将学校迁往黑龙江。

然而，那失去学业根基的“乌托邦”梦想迅速破灭。随着工作组目标的丧失，红卫兵们的矛头转向了老师和同学们。由清一色的干部子弟组成的革委会，让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们心灰意冷。方位津，那被烫伤的少年，游向湖心时几乎要绝望。尽管劳动晒红了皮肤，却无法抹去出身的烙印。迁校的恐慌中，大量档案资料遗失殆尽。

然而，不久这些困扰便被社会上的“破四旧”浪潮所吞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呼喊声如潮水般涌入围墙。引领潮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眼见自己被激进的主流所抛离。

8月中：辩论“对联”与“破四旧”

8月6日，天桥剧场举办的“对联”辩论会上，秉持理性立场的清华附中，面对城市中那一排排划一的“红卫兵纠察队”，已然成为了少数派。他们只能与几家附中联手，发出了一封反对暴力行为的“紧急呼吁书”。然而，这封《呼吁书》提交至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认为是此举压制了群众运动。据传，北京四中的红卫兵负责人曾参加过中央高层的会议。8月13日，他们在工人体育场的集会上公开反对清华附中，并散发了针对《呼吁书》的批判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

西城区中学领衔的多数派坚定地主张对那些据说曾伤害红卫兵的小流氓进行斗争。而清华附中则倾向于以控诉工作组以及团中央为主要议题。在最终不得不进行投票表决的情况下，清华附中的立场显然处于劣势。最终，负责学校文革事务的王任重出面，巧妙地化解了这场纷争。大会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以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暂停职务，进行反省。与此同时，那些所谓的“小流氓”被警方押送至十万人体育场的跑道，接受皮带和拳脚的惩罚。

胡德华目瞪口呆，拼命驾驭自行车从工人体育场疾驰回宅，而胡耀邦却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带走。他于短短一夜之间，沦为“黑帮子弟”。

8月8日：Y卧轨

在清华附中，各班级对学生进行的批斗活动愈演愈烈。年仅高一的才貌双全的女生Y，因无法忍受红卫兵接踵而至的残酷批斗，于8月8日晚间毅然跳窗逃离，径直奔向圆明园，而后又冲向一列驶来的火车。正当“四所邮电学院的大学生跨越铁路之际，他们发现铁轨旁有一位蜷缩在地、血迹斑斑、在草丛中痛苦翻滚并发出呻吟的人……”然而，命运并未接纳这位年仅17岁的青春少女。火车司机目睹一袭白衣女子猛然冲来，立刻紧急刹车……

关于她选择卧轨的原因，舆论众说纷纭。她自那日起，已经四十载拒绝接受任何采访，而她唯一铭记的，是那天的日期——8月8日夜晚。当时，“大学内外布满了喧闹的大字报，一片混乱。”后来她方才得知，那天正值全国上下庆祝发表“十六条”。她的心声只是：“我只愿藏匿，寻一处宁静之所，一处无人能加害于我的地方……”

8月16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参与了针对团中央的围攻。当晚，他们“将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作为斗争的对象。”在8月17日的日记中，宋柏林坦承，“这次大会的召开，显得缺乏明确的方向。”

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频繁地挥舞着手中的军帽，向热情洋溢的红卫兵群众致以亲切的问候。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

卜大华追忆起“八一八”那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情景：“清华附中约七、八百名同学，半夜两点钟便从学校出发，浩浩荡荡前往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大会游行。当时，卫戍区的白副司令特别将我及彭小蒙叫进天安门内，告诉我们，毛主席有意邀请红卫兵上天安门与他合影留念。”

清华附中分得的名额高达40人，位列各校之首。然而，最终仅有27名学生成功跻身其中，余下的23人则未能如愿。原因在于规定中明确指出，任何家庭存在问题的成员均不得参与。未能入选的学生中，包括叶侨生，他的父亲不久前才被揭露问题。王铭因家中长辈的困扰而未能归校。张承志与邝桃生则因外出串联而缺席。令人意外的是，出身平民的陶正也未能获得录取。

踏入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中央领导齐聚一堂。唯有周恩来穿梭于人群中，既鼓舞士气，带领大家齐声歌唱，又忙于维持秩序，安排众人分批与毛主席合影。阎阳生与杨小燕站在中央，两侧分别是林彪与刘少奇。阎阳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幕：当他们向刘少奇表明身份，称自己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显得有些困惑，连问数遍。直至后来才得知，正是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发起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骆小海、宋柏林与韩钧三人胆识过人，此刻他们惊喜地发现毛主席正于休息厅内小憩。我们毫不犹豫地奔向主席，紧握其手，激动地表达：“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愿毛主席千秋万代！”主席幽默回应：“万寿自然有界。”我们好奇地询问：“主席已给我们写信了吗？”主席答道：“尚是草稿，尚未正式交付。”我们坚定地说：“我们誓要永不停歇地造反，造反到底。”主席坚定地表示：“我全力支持你们。”

这段文字摘自宋柏林所记录的日记。翌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影像占据了各大报纸的显著位置。然而，与那些来自其他学校的红卫兵所穿着的整齐制服相比，清华附中红卫兵身上那件破旧的衣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同志首次会见了红卫兵。在他身旁右侧，映入眼帘的是阎阳生同志那尊伟岸的黑色背影。

8月下旬：校园暴力，刘树华自杀

八月的京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狂热的躁动氛围。“破四旧”的行动早已演变成民众自发执行的私刑，革命的火焰甚至蔓延到了外国使馆区。在这场风波中，“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围攻印尼使馆的事件，都可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积极参与。

自8月26日起，一场被称作“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事件爆发。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返回后，几乎每个班级的学生都遭到了打击，他们被皮带、竹条无情地猛力鞭打。”

我采访了工作组圈定的四位“黑帮”成员，其中不包括已故的校长万邦儒。

顾涵芬（女性，担任团委书记，当时年仅30岁）：在红卫兵运动中，预651班的红卫兵们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他们将我的头发剃得乱七八糟，随后逼迫我跪地接受批斗。其间，几名女同学手持皮带对我进行殴打，用皮带扣击打我的头部，导致我的左眼严重受伤。

冯玉中（时任政治主任、支部委员，年方38岁）回忆道：“8月25日，事件发生在五楼的大教室。起初，只是一场口头的争论，但随后情况升级，演变成了肢体冲突。我本人也遭受了重击，不得已动用了皮带等物品进行自卫。”

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当时年仅34岁）：被迫焚烧他所赠之“腐蚀工农子女之字典”。同时，他被迫将头部强行压入其中。紧接着，有手持鞭子和皮带的人，对他们进行鞭打，致使他们身上皮下出血。

众位遭受打击的教师均言，挨打最为惨烈者非万邦儒与刘树华莫属。万邦儒身为学校中赫赫有名的“黑帮”校长，其身躯遍受重创，内脏亦遭受出血之苦。相较之下，刘树华仅是担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教师，因先前有关其私人感情的资料外泄，遭受连续的毒打与精神上的折磨，最终在绝望中爬上烟囱，以生命画下了句点。

暴力事件蔓延至学生群体。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针对高631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四位红卫兵宿敌的攻击。“原本大家大多属于同一阵营。许多人为了自救，不得不拼尽全力斗争，借此展现‘反戈一击’、‘划清界限’的决心。”（郑光召语）

8月27日：红色恐怖下的《十点估计》

这次暴力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25日城里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卫兵顿时卷入了疯狂的复仇中。面对全北京如脱缰之马的“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于8月27日发表了又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

本声明共列出十条要点，其核心宗旨在于坚决抵制暴力。这份文稿是在几位领导人的紧急商议下匆忙成文的，由骆小海负责整理成文。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乃卜大华所拟定，颇有几分代中央之意，试图全局性地力挽狂澜，显露出一种狂妄自大的意味。

事实上，在前一天，张晓宾与骆小海二人特地前往钓鱼台，向负责管理清华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表达诉求，询问中央是否能够采取措施制止打人事件。王任重回应称，中央的表态不如红卫兵自身发声来得有力。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北京街头的形势已被中学红卫兵所主导，他们根本不将党中央及新市委的指示放在心上。

翌日，即8月27日，《十点估计》迅速印制了大量传单。张晓宾调动了他父亲铁道部提供的数十辆卡车，将这些传单分四路送往北京市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十点估计》虽在城里的主流红卫兵中引起了争议，却在民间激起了广泛的共鸣。传单被不断翻印，如同正式的公告，一夜之间遍布全城，随后更是传遍了全国各地。

然而，颇具讽刺色彩的是，正当《十点估计》的宣传活动如火如荼之际，一股打人狂潮却突然在清华附中蔓延开来。刘树华老师不幸跳入烟囱，高二女生郭兰蕙则选择了服毒自尽。

《十点估计》之争议，激进者诘责其为叛逃，受难者则斥其伪善。然而，不论左翼还是右翼，均一致认同，在狂热喧嚣的“红八月”，此文档在抵制暴力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9月：大串联、夺权

即便远离了北京市红卫兵的主流群体，清华附中也面临着校务的繁杂挑战。红卫兵的革委会作出决策：派遣红卫兵至全国各地，传播革命的火种。最终，他们甚至将办公桌直接移至操场，为除去“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并发放串联介绍信。

九月，历来是校园书声琅琅、新生报到的季节，然而清华附中却迎来了空巢之家与远道而来的学子们前来“朝圣”。陶正回忆道：“那些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首领们纷纷远赴他乡，而我则成为了留守的内阁。我被邀请至众多学校以及七机部进行演讲，人们纷纷要求我在语录本上签名留念。临别之际，他们还不忘高呼‘向清华附中致敬！’那时，我深感自己肩负着红卫兵的使命……”

“他们将我视为北京红卫兵的使者，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甚至亲自接见了我们，并让我担任了广播主播。那时，全国上下对红卫兵的摇篮——清华附中都充满了向往，我也由此油然而生一股自豪之情。”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那个时代，确实成为了各派势力共同拥有的宝贵资源。在刘刚协助蒯大富创建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并为其命名为“井冈山”的过程中，主导力量始终是“红卫兵”。此后，清华附中的各派势力轮流执掌权力，但都会在“红卫兵”之后明确标注所属派别。而“四四派”的领袖程金香，在随姚文元前往阿尔巴尼亚时，同样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身份，这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官方出访。

然而，派系更迭并未让校领导幸免于难。在权力更迭中轮番掌舵的红卫兵，将针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演变为一场各派展示革命意志的暴力竞技。（郑光召）

此刻，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已深刻感受到自己历史使命的终结，沦为日渐式微的“老红卫兵”。对理想幻灭的痛苦以及对武斗生活的厌倦，驱使他们投身于山水之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的日记中，长长的书单涵盖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王铭则开始刻苦自学三门外语，并与阎阳生一同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首位关门弟子。